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的军事谋略历来为兵家所称道。蜀汉建兴六年（公元年）四月，诸葛亮率军北伐（一出祁山），初战告捷，陇右天水等三郡降蜀。但接着由于先锋马谡大意失街亭，军事态势急转而下，诸葛亮的指挥部所在的西城陷入魏军锋芒之下，在情势万分危急，又一时无兵调遣之时，诸葛亮不得已使用了一招奇谋诡计——“空城计”吓退魏军，从而得以撤退回汉中。这个西城据说就是秦汉时期的西县城，其故址就在礼县红河乡境内的天台山下。

（云雾缭绕的天台山）

西县原为商周时期的西犬丘地，为西垂邑。秦人在此发迹三百多年后，至文公时东迁关中，赐故地为“天嘉福地”。秦代实行郡县制时在此置西县。汉王莽时改西县为西治。东汉光武帝时，割据天水的隗嚣退守西城，岑彭、吴汉用缣缦盛土筑堤淹西城不坏。又因隗嚣大将杨广守城有功置杨廉县，北魏改称始昌县。

历经两千多年，西县故址的确切位置曾有多种说话；有人言西县就是现在的西和县，又有人言西县在天水市小天水镇一带。而礼县文史资料认定，西乡故址当在红河乡境内的岳费家庄附近。

康世荣先生时礼县研究先秦文化历史的专家学者。他在《红河——秦先祖的发祥地》一文中引用大量的史料后认定，商周时期的西犬丘、西垂邑、直至秦汉时期的西县、西治、北魏时期的杨廉县同为一地，故址就在礼县红河乡境内天台山下的费家庄附近。

（天台山下的红河镇）

康先生从事先秦历史研究多年，他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又多次进行了实地考察，作出了上述结论。首先，他根据《史记正义》引《括地志》的注释；“秦上邽县西南九十里，汉陇西西县是也。”确定了西县的大体方位。又据《史记·索隐》对西县的注释“襄公始列为诸侯，自以居西；西，县名，故作西畤，祠白帝”断定西犬丘故址即是后来的西县故址。进而又据《水经注·漾水》的记述确定西县的具体位置。《水经注·漾水》一文中是这样记述的：“西汉水又西南合杨廉川水。水出西谷，众川流泻，合成一川，东南流经西县故城北。又东南流，会茅川水。水出西南戎溪，东南流经戎丘城南，又东北流经西谷水，乱流，东南入西汉水。”郦道元在这段话的“西县故称北”后加注，大意是这里就是故西垂邑，王莽时改名为西治。康先生对照史料实地踏勘后得出结论：杨廉水即现今红河乡境内的峁水河。天台山下的费家庄村外上世纪七十年代平田整地时，曾挖掘出过一段较长的古城墙墙基，它所在的位置与《水经注》记述西县故城所处位置十分吻合。因此可以断定费家庄附近便是西县故址。

（天台山脚下的费家庄）

其次，康先生从地理位置上分析后认为，古西县址正坐落在四周群山环抱的平川上，前有茅水河流经，后有天台山耸峙，下有石沟峡据险阻隔，用堪舆家的说法讲，前有青龙缠绕，后有白虎雄踞，上有天台神灵护佑，是一块钟灵毓秀的风水宝地，在此建县设邑，当是合适不过。

第三，近几十年来。红河地区出土了大量的商周、秦、汉时的文物，陶、玉、铜、金质地多样，兵器、祭器、钱币、车马应有尽有，说明当地曾经存在过一个城邑、最著名的数年在与费家庄隔河相望的王家东台山出土的国家级文物“秦公簋”，该器铸有铭文一百零五字，另有秦汉间后刻的铭文二行，据历史学家考证，“秦公簋”是秦襄公祭祀先祖的祭器，直至秦汉时期都被视为西县官物，并被当做西县容积的度量衡器。时隔三千多年，在西县地域出土“秦公簋”当然也就不足为奇。“秦公簋”的出土更进一步证明，天台山下的费家庄附近，就是故西县邑，即三国时的西城所在地。

沧海桑田，历经数千年岁月，历史的风沙早已将西县这个秦汉时期的重要城邑揩抹的干干净净，但是，揭开历史厚重的帷幕，我们还是会从遗存的模糊痕迹中看到这座秦人发迹史上里程碑般的城邑的雄姿。站在费家庄边，仰望挺拔俊秀的天台山，不能不让人产生幽幽思古之情。在此，我们似乎还可以聆听到秦人先祖开疆辟土、顽强拼搏的呐喊；仿佛还能看到诸葛亮城头面对曹魏大军镇静自若的神情……当然，更多的应该是留给红河人的思考，思考如何去缅怀秦先祖的丰功伟绩，在自己事业的征途上去开辟一片崭新的天地。

文章来源：文化红河

作者简介

赵海真，礼县红河镇人。热爱文学，业余时多有创作。热衷于家乡文化，长期搜集整理地方人文风俗资料，编有内容丰富的《漫话红河》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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