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焦点

作者：赵卫防

责任编辑：张文燕

版权：《当代电影》杂志社

来源：《当代电影》年第9期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内地与境外的电影合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华语电影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样的成就，来源于“改革开放”这一新时期以来的最为宏大的时代主题。它启动于中国内地与香港地区的合作制片，璀璨于中国内地和全球21个国家和地区构筑起的全方位合拍体系，其中的每个历史节点都折射着中国电影的兴衰成败。

一、80年代的启动：

语境、成效和影响

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内地与境外的电影合拍处于断续之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内地的“北影”“上影”和“长影”三大国营制片厂曾和香港的“长城”“凤凰”“新联”等左派电影公司进行过较大规模的合作，联合出品了《野猪林》（）、《红楼梦》（）、《七十二家房客》（）等14部影片，香港左派电影公司还在内地的大力协助下出品了《王老虎抢亲》（）、《三看御妹刘金定》（）、《金鹰》（）等数十部影片。这一时期，中国内地和香港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合拍片仅有中法合拍的《风筝》（）等少数作品。在这些影片、尤其是内地和香港联合出品的影片中，大部分为古装戏曲电影，内地一方在合作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实际控制着影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走向，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及彰显新中国政权的合法性和文化诉求等意识形态目的成为其主导因素。60年代中期之后，政治形势的收紧，使得内地与境外的电影合拍全面停止。

（一）新时期政治诉求下中外电影合拍语境的形成

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国策和思想解放运动，使得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态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些重大转变和当时的艺术创作频繁互动，为中外电影合拍营造出了时代语境。这种语境的营造主要来自政治层面。经过三十年的闭关锁国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背景下，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政治氛围中，中国内地向外界展示改革开放姿态的诉求尤为强烈。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种族的国家和地区进行电影合拍，能跨越繁琐的政治和经济层面的沟通，成为实现上述政治诉求最直接和有效的手段之一。而具有特殊地理位置和意识形态杂糅的香港最能担负起这种政治诉求，内地积极重启60年代中期即与香港左派电影中断的合拍，更以香港左派电影为桥梁，开启了与香港电影的全面互动，以达到彰显改革开放姿态的诉求。

在此语境下，内地与香港电影的合拍迅速被提上了日程，内地方面甚至直接和香港非左派电影公司接洽，合作拍摄了影片《绝境逢生》（）和《忍无可忍》（）。其中《忍无可忍》的拍摄最具一定的代表性，这是一部清装动作片，由香港海华电影公司（非左派）和内地的福建电影制片厂联合拍摄，导演杨吉爻、主演萧玉龙。这部艺术水准平平的影片，在拍摄时竟得到了当时中央港澳事务最高领导人廖承志的大力支持。熟悉港澳事务的廖公，当时不可能不知道杨吉爻、萧玉龙等人在香港电影界并非突出人才。但向香港、特别是通过香港向海外亮明中国政府改革开放姿态、诠释改革开放国策的政治诉求，使他力促这次合作，走出第一步。（1）

（二）以动作类型为主的两地电影合作浪潮

在经过《绝境逢生》《忍无可忍》等影片在两地既没有产生大的政治影响，更无经济效益的尝试后，内地开始寻找具有影响力的非左派香港影人，试图打造出具有较大轰动效应的合拍项目，这就有了与李翰祥的合作。内地的合拍公司和香港新昆仑影业公司合拍的清宫题材影片《垂帘听政》（）与《火烧圆明园》（）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两片内地票房收入万元，（2）在香港的首轮票房突破了万港元，在日本的票房也达到了13亿日元。（3）

与此同时，内地和香港电影合作的其他项目也取得了更大的实效，这便是由香港中原电影公司出品、内地协助拍摄的动作类型片《少林寺》（），这部影片亦由廖承志亲自策划，香港导演张鑫炎执导，全部外景在内地嵩山等地完成，主演为李连杰、于海等内地武术运动员。《少林寺》在两地产生了巨大影响，年在内地上映取得了1.6亿元人民币的破纪录票房，观众人次超过5亿；同年在香港创下万港元的票房，打破香港功夫片历史最高卖座纪录。随后还轰动东南亚乃至全球，年该片在日本和韩国分别创下了40亿日元和51亿韩元的票房纪录。（4）

两地合拍在开启阶段的成功，特别是《少林寺》的巨大反响，使得更多的香港电影公司及影人被吸引到内地，开始与内地合作制片，而动作类型成为两地这一时期合作影片的首选。如刘家良、徐小明、张彻等著名香港动作影人纷纷北上与内地合拍动作片，使得内地与香港的电影合拍在80年代中期达到了一个小高峰。据统计，—年，两地合拍/协拍的影片达51部。（5）这些合拍/协拍片中，《新方世玉》（）、《木棉袈裟》（）、《八百罗汉》（）、《海市蜃楼》（）、《黄河大侠》（）等动作片为主要类型之一。这些影片基本沿袭了当时香港动作片中“复仇+动作”的模式，传承了香港早期动作片的特点，有明确的价值指向及鲜明的“善”“恶”二元对立,继承了20世纪60年代“邵氏”新武侠电影以来的美学传统，主题鲜明，讴歌侠义之风，展现阳刚之美，树立英雄主义形象；同时，无论叙事、主题还是人物形象都相对单一。这批合拍片中也不乏一些人文色彩浓重的影片，如《书剑恩仇录》（）、《寡妇村》（）、《最后的贵族》（）等。

（三）两地电影合作对内地电影的影响

启动阶段的内地与香港电影合拍，极大满足了改革开放的政策诉求的同时，对内地电影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这一阶段的合拍，创立了之后一段时期两地合拍的基本模式：香港方面担当拍摄主体，包括出资、担任主创、负责影片发行等；而内地更多的是提供劳务、设备、场地等。这种模式使得香港电影成功的制片模式和创作理念传入内地，对处于转型中的内地电影产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其次，这一阶段两地的电影合拍，影响了内地影人的创作观念，也是对内地观众娱乐观念的启蒙，这种影响成为内地电影发展的内生动力。最为重要的是受众的影响：两地合拍片，从题材、情节、人物、表现方式等方面都与国产片的固定模式有着根本的不同，体现出了鲜明的类型性、娱乐性和商业美学指向。这使内地观众对电影的娱乐属性有了一种更为直接的认知，从而促成对国产片创作的强烈娱乐诉求。更为重要的是，两地合拍片促使内地电影界创作观念的改变，内地影人逐步认识到电影的商业属性，在创作时逐渐减少宣传、教化等传统层面，增强商业、类型等因素，开始走向娱乐化转型。80年代前半期，内地便涌现出了多种类型电影，如《武林志》（）、《武当》（）、《神秘的大佛》（）等等，开启了内地动作类型的帷幕。至80年代后期，内地的娱乐片创作也得以较快的提升，《最后的疯狂》（）、《代号美州豹》（）等类型电影不仅拍摄水准不输同期的合拍片，而且票房收入也在全国各地遥遥领先，打破了以往只有合拍片才能娱乐内地大众的格局。

这一时期的两地合拍片，还为内地类型电影的美学提供了一定的范式，同时培养了大批的电影演艺人才。香港动作类型的固定美学范式，如武术指导、具有表现力的一系列镜头语法等被引介到了内地，直至当下都是内地动作电影创作的指导原则。

与此同时，中外电影合拍的帷幕也渐次拉开。中日合拍出品了《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敦煌》（）等影片；中法亦于年合拍影片《闺阁情怨》，在法国上映时产生强烈反响。但这些中外合拍影片基本上属外方主控，中方并没有太多的主动权，对中国电影和中国观众的影响也不大。

《垂帘听政》剧照

二、90年代至新世纪初：

内地和港台电影合拍的深化

进入90年代后，内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态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对于改革开放国策的海外彰显等政治诉求不像80年代那样强烈，中外电影合拍中的经济诉求渐渐成为主导。这一时期，内地的计划经济模式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国电影也开始向以审美愉悦为主的娱乐文化产品转型，而这需要较为彻底的商业化和娱乐化转型。以香港为主的中外电影合拍，成为内地电影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选择之一。

（一）作为主体的内地与香港电影合拍

这一时期的香港电影，一方面需要其重新开拓新的海外市场，以应付其日益膨胀的制片业和盛极而衰的传统海外市场；另一方面，香港电影美学层面需要新的拓展，特别是其电影空间过于狭窄，需要与广阔的内地空间进行对接。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具有战略眼光的香港电影精英充分认识到内地市场的重要性。他们对两地合拍的态度由原来的漫不经心，转变为认真对待、仔细研究和周密安排，两地的电影合作进入了新的层次。

这种深层次的合拍以年两地出品的《新龙门客栈》为标志。内地沙漠等广阔的外景空间，赋予了该片中动作类型以新的表现力。其公映后引起轰动，不仅创下当年内地最高票房纪录，香港方面亦收万港币的票房。此后，两地掀起了新一轮的合拍浪潮。90年代之前，内地与香港年均合拍不足十部，至年，这一数量增为13部，年更是达到了34部。自年至年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下简称CEPA）签署之前，两地合拍影片数量达部。（6）这一时期的两地合拍片可分为上下两个半场。

上半场从90年代初至年香港回归。这段时期合拍的商业类型片较多，继《新龙门客栈》后，又涌现出了多部此类美学风格的合拍片，如《黄飞鸿之狮王争霸》（）、《黄飞鸿之王者之风》（）、《功夫皇帝方世玉》（）、《新少林五祖》（）、《东邪西毒》（）等。这些影片代表着当时华语合拍片乃至整体华语商业电影的最高美学水准，其中香港影人占据了创作主导。与前一时期的两地合拍片相比，此期的合拍商业片突破了“复仇+动作”的模式，更注重人性丰富性的表现；由于内地广阔的外景等因素，使其场面表现和类型营造有了新的提升，类型意识也更为明显；影片多突破单一的类型营造，采用动作、喜剧、悬疑等融合在一起的复合类型；视听冲击更为强烈，且除传统特技外，部分合拍片还使用了高科技手段营造出更为奇幻的武侠时空，对之后华语电影的美学突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与商业类型相反，这一阶段内地与港台合拍的文艺片中，内地方占据了创作主导。这些影片的制片经费以台港资金为主，导演、表演等主创则主要出自内地。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秋菊打官司》（）、《霸王别姬》（）、《二嫫》（）、《阳光灿烂的日子》（）、《变脸》（）等。与以往同类影片相比，其最大的改变便是不再陷入对民族文化反思的宏大性，以及对边缘个体思考的离散性之中，视野平和，且融入了一定的类型元素，在不失其思辨价值的基础上提升了观赏价值。

上半场临近末期之时，两地电影合拍片出现了严重的“假合拍”问题，一些因急功近利而制作粗糙的假合拍片纷纷出炉。鉴于此，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于年专门出台文件抑制“假合拍”，但亦使“真合拍”受制。此时正逢年香港回归时期，“前九七”时代的香港社会政治和亚洲金融危机对两地合拍片亦产生了较大影响。

几种因素的叠加，使两地合拍片在这一时期的下半场数量锐减。—年期间，两地每年的合拍片数量都回到了80年代时期的个位数，在两地反响也有所衰减。

新世纪初，由内地与美国、台湾等地合拍的华语大片《卧虎藏龙》（）再次引发了华语影坛格局的变化。这部影片的全球票房和国际影响力给华语电影带来新的启示：以内地和香港影界为主，开辟了一条努力整合两地资本及全球华语电影艺术/技术精英、弘扬东方武侠精神、运用高科技手段制作华语大片的全新之路。此后，两地合拍片在经历低迷后再次回潮。有所不同的是，内地方在合拍中占据了越来越显著的资本和美学优势。比如此期两地合拍的《蜀山传》（）、《周渔的火车》（）、《天脉传奇》（）、《英雄》（）等影片，均是以内地为主导的合拍。

（二）产业探路与美学自觉

这一时期，两地合拍对内地电影从产业到美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产业层面上，首先缓解了内地国营电影制片厂最大的资金问题。如90年代初，“北影”“上影”等大厂和“西影”等中型制片厂转变经营策略，集中发展与香港的合拍，并纷纷受益，甚至在90年代中前期扭亏为盈。这种模式还间接地影响了内地电影的资金来源，香港投资电影的成功，激发了内地许多私有企业投资电影的兴趣，以至于后来成立了大量的民营电影公司，刺激了内地电影工业的转型与发展。

其次，表现为以“贺岁档”为代表的档期概念，对内地商业电影创作和营销的影响。如成龙电影《红番区》（）是第一部以“贺岁片”名义引进内地的影片，之后才有从策划阶段就打出了内地第一部贺岁片的《甲方乙方》（），并由此触发内地贺岁片的滥觞。国产贺岁电影由此发展，渐渐突破了喜剧美学范畴，向着多类型方向发展，由贺岁片形成贺岁档，并将档期概念丰富化，诞生了清明档、五一档、暑期档、国庆档等档期。

在美学影响方面，主要表现为内地电影观念由娱乐启蒙进入商业电影的普及阶段。这一阶段，以娱乐为导向的理念在内地已经不再只是一种启蒙，而是一种深入人心的自觉行为。这种改变反映到纯粹的国产片中，有两种鲜明体现：其一，之前一直占据主流电影地位的文艺片和主旋律电影也开始了商业化转型，出现主旋律电影的娱乐化倾向和娱乐电影的主旋律化倾向的混合。（7）如《三毛从军记》（）、《红樱桃》（）、《悲情布鲁克》（）、《鸦片战争》（）、《红河谷》（）等主旋律电影先后借鉴了战争片的类型元素。其二，作为创作主体的第五代导演发生了较大程度的商业转型，如《红粉》（）、《秦颂》（）、《背靠背脸对脸》（）、《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有话好好说》（）等影片，在承袭了第五代前期的创作思想和叙事策略的基础上，明显增加了商业性。年，张艺谋电影《英雄》的出现，更是改写了第五代导演对商业电影的认知，全力凸显出电影的商业价值，包括《和你在一起》（）、《天地英雄》（）等第五代导演之作都力求按照商业电影规则进行运作。

（三）台湾模式及全球化合拍战略的萌动

这一时期的中外合作制片，内地和香港的合拍仍是绝对的主体，但台湾因素的介入，对其进行了新的拓展。年4月，台湾当局通过行政命令，允许台湾片商赴中国大陆拍摄外景，大陆演员参演的电影也允许在台湾上映，加之《新龙门客栈》在台湾的票房成功，台湾资金迅速涌入香港，支持香港片商北上内地，随之开创了一种台湾资金、香港制作、内地取景三结合的新模式。—年，台湾与大陆合拍及参与香港、大陆合拍的影片共计29部，（8）这些影片中既有《活着》《霸王别姬》《上海假期》（）等文艺片，更有《新龙门客栈》《黄飞鸿之狮王争霸》等商业类型片。

除台湾因素介入外，这一时期中美合拍也开始启动。年，第一部中美合拍电影《夏日情动》问世，之后的《卧虎藏龙》对中国电影，以及中外电影合拍产生了较大影响，引领内地电影从美学到产业的升级换代。尤其是随着中国加入WTO和CEPA的实施，在整合华语电影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对国内各种资金的调用，中国商业电影以全新的面貌迈入大片的创作阶段。但这一时期港台之外的中外合拍电影，仍处于离散或是零星的状态，还未形成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方阵，中外电影合拍的主体仍停留在内地和香港合拍的主体上。

《卧虎藏龙》剧照

三、CEPA前期：

华语电影合拍的新变

与全球化合拍战略的开启

新世纪后的中国电影，开始驶入产业化的航道。产业层面的院线制和美学层面的类型化，为中国电影插上了腾飞的双翼，迎来了跨越式发展的模式。在这种发展模式下，加强与海外合拍，成为中国电影重要的战略诉求。其中，继续与香港电影进行深度合拍，仍是其对外合拍的主打策略。

（一）与香港电影的合拍：从“不服水土”到互融交汇

从年CEPA的签署至年《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ECFA）的签署，三地华语电影进入融合的新阶段，本文指称为“CEPA前期”。由于CEPA的助推，加上内地电影经济形势的好转以及香港电影的式微，这一时期港方倾力投入两地合拍片，多数香港影人参与到两地合拍之中。年全年两地合拍片即达32部，重回之前的巅峰。—年，两地合拍片总数量为部，（9）超过前两个阶段两地合拍数量的总和。

然而，CEPA初期，两地电影的合拍却没有想象中的那样一帆风顺，大量的合拍片在内地滞销，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问题。这种原因主要还是两地文化隔膜的渐显所致。由于内地主流价值观和港式人文理念的差异，两地在文化表现、受众层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CEPA之前两地的合拍片虽几经沉浮，但还未形成巨浪，其中“港味”强烈的娱乐性和陌生感对内地观众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掩盖了这种差异性，这也给了香港影人一种错觉：只要是合拍片在内地就有市场。CEPA使得两地电影被打通，合拍片大幅度激增，原本就存在的差异性就开始显现出来了，而大部分香港影人没有